“寧波幫”的表演舞臺，主要是在上海。上海開埠後，寧波人蜂擁而至，勢力逐漸壯大，終至獨領風騷。而其發展，大體經歷了四個階段：

    第一階段，以四明公所兩次血案（1874、1898）為標誌，使寧波商幫聲名鵲起，而長期主持公所的，便是鎮海的桕墅方氏家族，以及小港李氏家族、莊市葉氏家族。第二階段，以成立上海總商會（1906）和寧波旅滬同鄉會（1911）為標誌，開始執上海乃至全國商貿金融之牛耳；期間虞洽卿風頭最勁，儼然“寧波幫”的代言人。第三階段，八年抗戰，方液仙、方椒伯和蕢延芳，表現出崇高的民族氣節，仗義疏財，救助數十萬難民，甚至獻出生命。解放戰爭期間，蕢延芳與盛丕華、包達三赴南京為民請願，親身經歷了“下關慘案”，成為民族資本家的典範。新中國成立後的第四階段，“寧波幫”崛起海外，包玉剛、邵逸夫（香港），張濟民、應行久（美國），傅在源（日本），張敏鈺（臺灣），都是當地的佼佼者，有的還贏得了國際聲譽。

    鎮海商人之所以在“寧波幫”中佔有重要地位，有四個原因：

    首先是地域文化的影響。鎮海自置縣以來，素為軍事要地，招寶、金雞兩山對峙海口，蛟門天設，群島屏列，攬東海，枕甬城，扼寧紹咽喉，衛浙東門戶，號稱“東南屏翰”。正因為此，外敵入侵時，這裏總是首當其衝。歷史上的鎮海人民，曾經抗倭、抗英、抗法、抗日，在那漫長而又艱苦卓絕的鬥爭經歷中，湧現出無數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蹟，形成了不屈不撓抵禦外敵的光榮傳統，這就是著名的海防文化。而另一方面，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中國大門、強迫進行不平等貿易的同時，也把近代文明、商業意識帶進來了。這歐風美雨、西學東漸的第一站，自然也是在鎮海。而這裏原本就有歷史悠久的商貿傳統，在寧波集散的貨物全部由鎮海口進出，“招寶山”的含義家喻戶曉。於是，當近代的商業意識與古老的商貿傳統在這裏相碰撞時，便又形成了開放的商貿文化。這兩種文化，對鎮海人的生活和思維的方式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。《寧波市志》共收鎮海籍43人，其中文臣武將寥寥無幾，薛三才、薛三省兄弟算是佼佼者了；文人學士也少得可憐，稱得上大家的只有姚燮一人，難以跟鄞縣、余姚、慈溪、奉化、寧海等地相比。但是，這43人中卻有10位革命家、20位大商人。毫無疑問，海防文化在相當程度上造就了革命家。而開放的商貿文化，則使鎮海人積極地外出謀生，據統計，至抗戰前夕，全縣人口不超過38萬，旅外的倒有10萬人，竟達全縣人口的四分之一強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鎮海商人也同樣深受海防文化的薰陶，人格素質上具有“崇洋不媚外”的鮮明特徵。他們既樂意充當洋行買辦，從中獲取巨額利潤，但當涉及民族尊嚴、國家利益時，又敢於向老外叫板、奮起反抗。這方面最典型的人物莫過於虞洽卿，1898年第二次四明公所血案、1905年大鬧會審公堂案，以及寧紹輪船公司與英商太古公司的較量，都是由他率領“寧波幫”鬥敗外國殖民者的。也許，這就是所謂的“一方水土養一方人”。

    其次，商場如戰場，勝者為王。鎮海商人精明強幹，艱苦創業，以雄厚的經濟實力，為自己的地位打下扎實的基礎。第一代“寧波幫”代表人物李也亭、葉澄衷，都是赤手空拳闖蕩上海灘，最後分別成為沙船業巨擘、“五金大王”，並和方介堂家族一起躋身上海九大錢業集團，掌握了“百業之首”。稍晚的宋煒臣，在九省通衢的漢口率先創辦火柴廠、水電公司等企業，被尊為“漢口頭號商人”。20世紀30年代，虞洽卿旗下的輪船總噸位，占到全國的13％。至70年代末，包玉剛後來居上，一躍成為“世界船王”；邵逸夫則在亞洲電影界傲視群雄。能與他們一比高下的人，即使在全國工商界也不多見。

    再次，鎮海商人深知中國是個“官本位”社會，不惜耗費巨量的財力精力，想方設法與官府打交道，並謀取一官半職，從而“以政促商”，加速事業的發展。他們常常既是洋行買辦，又是達官貴人。方介堂累贈榮祿大夫，其子仁本、仁榮、仁孝，分授中憲大夫、兵部郎中、資政大夫。李也亭官至鹽運司同賞花翎。葉澄衷也花錢買得候選道賞戴花翎加二品頂戴，他由此結交了許多官吏，和當時的“洋務派”拉上關係，使他所開設的老順記與上海製造局、南順記與招商局、漢口順記與漢口槍炮廠等等，都有密切的業務聯繫，還有一家義昌成，幾乎成了海軍部門的“供應站”。官僚軍工需要的五金產品貨色多、數量大，而且“願意”出高價，例如石棉紙板，進價每磅0．3兩白銀，售價則是每磅1.5兩，利潤高達1.2兩白銀，令人咋舌。包玉剛雖然沒有在任何國家的政府中謀得一官半職，但他和有關國家的政要都有良好的交往，收購九龍倉、匯德豐時，他何以能在一夜之間調動數十億的資金，已是一個永遠的謎，但說到底，恐怕離不開某些權傾財界的政要的密切私交。他與鄧小平的友誼，更是傳為美談。這也使他們的社會知名度大大提高，同時也就奠定了自己在“寧波幫”中的地位。

    最後，他們都有濃得化不開的鄉土情結，願意慷慨解囊，造福於桑梓和同鄉會館的公益事業。如小港李氏家族，歷來積極參與滬甬兩地的輸餉、賑災、浚河、修橋鋪路等慈善事業，又在小港設立“養正義莊”，旨在救助貧困的本地族人，規模之巨集，冠於寧波。葉澄衷也在莊市設立義莊，內設小學，後來發展為中興學堂，包玉剛、邵逸夫、葉謀遵等一大批商界巨擘都出自這個學校。而他在上海創辦的澄衷學堂，更是聲名遠播，其事蹟被寫入小學課本。當代的包玉剛及其家族，僅在寧波一地，捐資就達1億餘元。而邵逸夫支援內地教育事業，澤被五湖四海，累計已超過30餘億元。凡此種種，自然而然地贏得了民心，樹立起威信。